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任何人在遭遇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时，都有权针对被指控的罪行进行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辩解和辩论，这就是刑事辩护。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实际上，辩护权并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是每个公民、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可能受到刑事指控，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并享有辩护权。  
　　辩护业务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业务，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接受公诉或自诉案件被告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法庭辩论阶段，辩护意见应针对控诉方的指控，从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无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关于案件定罪量刑的意见和理由。
    无罪辩护
　　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 　　
    1、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2、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 　　
    3、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
    三）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
    有罪辩护
　　为被告人做有罪辩护，应着重从案件定性和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方面进行。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审判程序违法，律师有权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纠正。
    刑事辩护的种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辩护可以分为：
    1、自行辩护，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进行的辩护；
    2、委托辩护，即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或者近亲属等进行的辩护；
    3、指定辩护，即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或者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律师辩护人。按照辩护方向可以分为：无罪辩护、罪轻辩护、指控罪名不成立辩护。
    刑事辩护的策略
　　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刑事辩护可以选择的基本抗辩方法是：案件事实辩护、证据不足辩护和法律适用辩护。   
   刑事辩护程序
　　一、案件事实辩护 
    一）正面论述和证明一个和公诉机关提出的案件事实不同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
    二）反驳公诉机关提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论述和证明公诉机关并没有用证据充分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案件事实辩护又可以分为：
    1、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常见的做法有：
    1）陈述或证明被告人不具备法定的犯罪主体要件。
    2）陈述或证明被告人主观上不具备犯罪故意或犯罪目的。
    3）陈述或证明被告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
    4）陈述或证明不具备某些犯罪构成所要求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后果。 　　
    2、阻却违法性事由辩护
　　一般有：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被告人因其他原因（精神原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意外事件等情形。
    3、情节辩护
    根据案件事实，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具有初犯、自首、立功、坦白、被害人过错、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在共同犯罪中的从属地位、受威胁犯罪等有助于从轻处罚的事实和情节。
    二、证据不足辩护 　　
    1、“孤证”不能定案。 　　
    2、排除不合法、不真实、与案件无关联的证据。 　　
    3、证据不能构成证据链不能定案。 　　
    4、证据不充足不能定案 　　
    1）控辩证据相冲突，控方证据不能否定辩方不能否定辩方证据 　　
    2）控方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三、法律适用辩护  
　　指辩护律师对控方提出的事实认定不持异议，但就该事实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犯罪性质，定罪量刑等提出与公诉机关不同的抗辩意见。 　　
    1、非罪辩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具体法律规定。 　　     
    2、彼罪辩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具体法律规定，但符合另一个刑事责任较轻的罪名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涉嫌一个刑责较轻的犯罪。 　　
    3、定罪量刑辩护。
    刑事辩护的历史沿革
　　古罗马时期
    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中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无论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上还是在诉讼的介入时间上都有所改进，但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努力，静态的立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动态的司法实践一一对应。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辩护人的权利大量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辩护人本人的人身权利也经常面临威胁。中国的律师辩护现在正陷入几难境地。
    会见难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请律师”，“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一委”发布的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这里的“应当”是要求办案机关必须在四十八小时或五日以内作出安排。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认真的落实，具体表现在：一是办案机关以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还要层层审批；三是不允许单个律师会见；四是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会见；五是在会见场所秘密安装摄录设备；六是限定会见时间和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等，使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会见权时步履维艰，会见制度形同虚设。
    调查取证难
　　律师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必须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是否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以及律师如和调查取证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现状并不乐观，据统计新刑事诉讼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00余名律师因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而遭受拘留和逮捕，最后绝大多数又以无罪予以释放。这一反常现象造成辩护律师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胆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多数律师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调查，导致辩护质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也降低。
    阅卷难
　　在辩护活动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证据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或代理意见。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一环节，为实现律师的知情权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但刑事诉讼从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该项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即使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限制有加。
    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
　　就刑事案件实际状况而言，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进行辩护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师更是不愿参与刑事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
    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这些要求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所吸纳。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还时常有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遭到侵犯，致使无罪被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的情况。特别是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实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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