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释义
　　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的行为。狭义专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又称无痛苦死亡。一般多指后者。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操作程序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满足法定的实体条件的前提下，还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来操作。在程序设计上，笔者认为有四个关键的内容需要规范：一是病人的申请；二是医师的诊断；三是病人与医师协议的达成；四是医师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而贯穿始终的是法院的主持和监督以及公证机关的公证。法院和公证机关的“第三者”的中立姿态在此程序中必须得到充分的展现。
　　（1）病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申请一律采用书面形式。
　　当病人表达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愿以后，病人的亲属（无亲属时可由病人的朋友）告知医院所在地市的法院（即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及时派工作人员到病房或专门场所主持申请的书写活动。法院必须指定公证机关到场公证。
　　书写申请之前，法院须指定医师判断病人是否处于神志清醒的状态，神志不清醒的不得进行申请的书写活动。申请书为法定标准格式，病人需要书写的主要内容是表达自己难忍病痛、自愿选择死亡的意愿。病人有书写能力的，必须亲自书写；病人无书写能力的，可自己口述申请内容，请亲属或朋友代书。代书时，公证机关必须认真公证，并制作视听资料；法院工作人员必须认真监督，以确保代书的内容与口述的内容相同。
　　申请书写完毕以后，由公证人员当场制作公证书，证明申请的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法院工作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最后，申请书、公证书、监督书以及视听资料全部装入“安乐死案卷”（以下简称“案卷”），由法院保管。
　　（2）医师对病人情况作出书面诊断结论
　　法院立即指定病人目前所在医院的权威医师（至少一名）以及其他医院的权威医师（至少两名）对病人的病情分别独立的进行诊断，在7天之内作出书面结论。书面结论要有医师签字和其所在医院加盖公章。
　　书面结论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判断：
　　①病人是否确实患有当前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不治之症
　　②该不治之症是否确实给病人带来了极端痛苦
　　③病人是否已经处于临近死期的状态
　　④是否确实是除了安乐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使病人在一个较长的连续的时间内摆脱病痛。
　　书面结论须详细论证得出结论的医学根据。法院将几份书面结论进行比较，结论一致的，即当几份书面结论全部为肯定的时候，才能视为初步具有符合安乐死的法定条件。若有任意一份书面结论中的任一条结论为否定时，则法院裁定该病人不得申请安乐死。但病人可以要求复诊，复诊仍须按上述程序进行。复诊三次，还是不能达成一致结论的，法院裁定不得申请安乐死，亦不得再次要求复诊。
　　在诊断结论作出以前的“等待期”中，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撤回须制作撤回书。撤回权正式行使之前，必须告知法院。法院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员到场，由法院主持撤回意愿的表达活动，病人在撤回书中表达撤回的意愿。由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撤回的程序合法有效。最后，诊断的书面结论、裁定书、撤回书、公证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3）达乐死实施协议
　　对于初步达乐死实施条件的情况，法院必须及时组织进行达成实施安乐死协议的活动。
　　病人、病人将要授权的医师、病人的亲属和朋友、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必须全部到场。“实施安乐死协议”为标准格式，病人在协议书中书面表达其授权意愿（关于授权的书面表达的问题，按申请的书面表达的规定办理）。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授权行为合法有效。然后，协议书交给病人授权的医师，医师必须在7天内决定是否接受授权，无论接受与否都得在协议书中表达自己的决定。若决定不接受授权，应当及时通知法院，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病人，病人可以另外选择医师授权。决定接受授权的，应当及时通知法院，法院应当及时主持最后的达成协议的活动。病人、医师双方在协议书上作最后签字。
　　在这以前的“等待期”中，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撤回对授权的接受。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最后签字以后，由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协议的内容和达成协议的程序合法有效。法院监督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协议书、公证书、监督书、撤回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4）进入“第二等待期”
　　在此期间，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撤回对授权的接受，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
　　病人撤回申请的，可以在自撤回申请之日起的7天之后再次申请，7天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撤回书、公证书、再次申请的申请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医师没有撤回的，应当及时设计实施安乐死的方案，并制作计划书。计划书要确定具体的实施时间。计划书得有医师的签字和其所在医院加盖公章。制作计划书时，可以征求病人及其亲属或朋友的意见。计划书必须得到病人及其亲属或朋友的认可。认可活动由法院主持。认可的，在计划书上签字；有异议的，可当场与医师达成一致意见后签字；当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医师必须在3天之内修改，若修改两次以后仍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裁定不得实施安乐死。认可活动也得由公证机关公证并制作公证书。计划书（附本）、公证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5）最后实施
　　在正式实施之前，病人仍然可以随时撤回申请或授权（协议即无效），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但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违反协议。
　　实施的全过程中，病人的亲属或朋友、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必须在场，任何一方中途不得随意离开。法院有义务确保整个实施过程的正常秩序。病人死亡后，医生当即在“安乐死实施情况纪要”（为标准格式）中填写有关内容。公证机关对此情况予以公证，并制作公证书。法院工作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实施情况纪要、公证书、监督书装入案卷。最后，上述三方代表共同在“安乐死案卷”封面签字，至此，该安乐死案件进行完毕。法院将整个案卷密封、存档。若出现异常情况，医师必须作出紧急处理，公证机关、法院必须将此情况记录在“安乐死实施情况纪要”中。异常情况的出现若是由医师的故意造成的，必须依法追究医师的法律责任。
    实施通常有三种方法
    1.注射氰化物
　　注射催眠剂使患者入眠的情况下，注射氰化物而导致患者死亡。
　　氰化物作用原理：由于人体细胞内部不含有叶绿素，我们必须通过体外摄取食物来维持体温，肌肉收缩和伸展，为了能够提取到食物中的能量，人体分泌另外一种酶NAD，NAD和食物中的氢结合成为NADH2，给我们补充能量。用完的氢和呼入的氧结合变成水。氰化物使呼入的氧不能和氢结合变成水。同时人体不再分泌NAD，人体内过量的氧造成体内细胞不再进行呼吸作用，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心脏是由肌肉组成)。在我国，氰化物不用于医用，只在工业上运用。
    2.口服安眠药
　　口服安眠药品，使患者入眠，再注射有呼吸抑制作用的中枢麻醉剂，这里的麻醉剂通常是指一些会导致窒息的强力镇静药品。
　　催眠剂和安眠药的成分中通常含有一定量的麻醉剂，可以起到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安眠药一般只起到辅助作用，通常是使患者入眠。之后，注射强力麻醉剂使人体的呼吸系统受到抑制，而最终呼吸停止而死亡。中枢抑制型麻醉剂主要作用于人的脊髓颈、胸节段灰质前角的呼吸运动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延髓中有产生节律性呼吸的基本中枢，如刺激呼气中枢，引起持续呼气动作；刺激吸气中枢，引起持续吸气动作。而这些呼吸麻醉剂就是作用在这些地方而导致无法正常呼吸，造成人的窒息。
　　主要应用的麻醉药品类型有：巴比妥类麻醉品，此类麻醉品为安乐死中应用较多的麻醉剂，如硫喷妥钠，苯巴比妥钠，异戊巴比妥钠等，均为粉针剂。水合氯醛类。给患成神经细胞肿瘤病到达生命衰竭之际的小德雷克的安乐死注射的镇静剂就属于此类药品。在英文中，镇静剂与麻醉剂在词义上有重叠。巴比妥类药品在临床上几乎已经不再用于催眠、镇痛，小剂量的巴比妥类的药物就会起到抗惊厥、抗癫痫作用。此类药品因为中毒量与麻醉量非常接近，所以危险性很高
    3.注射凝血剂
　　先让患者以麻醉剂沉睡，再注射凝血剂，堵塞静脉。
　　凝血剂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作用于人体的血液蛋白的凝血因子，造成血液的凝结，形成血栓，造成血管的阻塞。（正常的凝血因子只有在出血时才发挥作用，可以保证人的正常止血。）受到凝血剂的作用后，它们活跃起来，在血管内自动凝结成血块，阻断血液流动，造成人的死亡。此类药品有：凝血酶注射液；酚磺乙胺注射液;氨甲苯酸注射液。也有口服药品，如：氨甲环酸胶囊。
　　当前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使用较多的是第三种方法。法律规定安乐死有特别的准则，首先必须满足深度睡眠，无痛无知觉;其次，安乐死必须选择在最短的时间（几秒至15秒内）无知觉的方式，以避免因任何意外所造成的痛苦。此外，安乐死还必须考虑家属的情感，如第三种方式，死后表情和生前一样，非常安详，呈睡眠状。氰化物的方法虽然更快速，但会面色发青，如果亲属不能接受，就不会使用。
法律规定
　　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在荷兰仍然是犯罪，但如果能够证明满足下列标准，报告已经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不会受到起诉：（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 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
　　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自2009年3月5日生效，规定，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1]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但就澳大利亚全国而言，至今仍无安乐死的国家立法。
　　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项内容。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生存权利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这种言论，是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的。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伦理道德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使人无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问题。
    历史发展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其他社会也有些安乐死的报道。
　　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普遍了。对人类思想文化有巨大影响的宗教，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天神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惩罚；于是视自杀与安乐死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权力。16世纪后人本主义的兴起，从天赋人权的基本思想出发，并不提倡安乐死。但是也有学者从社会的效益和理性的思考出发，考虑和提出安乐死的主张。如F.培根在《新亚特兰提斯》（又名《新大西洋》）一书中，主张实行自愿的安乐死。D.休谟和I.康德也都支持安乐死。但总的来说，关于安乐死的讨论，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
　　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罪行的揭发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和优生学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广泛的兴趣，这主要来自医学本身。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行为分类
　　一般分为两大类：①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②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社会争论
　　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对安乐死的论争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1.消极的安乐死。
　　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有人认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是合理的：a.病人的死亡已迫近，且不能避免；b.病人已失去意识，而且根据现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已不可能恢复；c.病人在清醒时曾表示同意不使用医学中的生命支持措施，在病人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则由病人的直系亲属表示同意；d.放弃或停止使用生命治疗由医生来执行。但有些法学家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能否恢复意识很难预料,而医学的生命支持治疗的涵义又不太明确，而且直系亲属的同意并不总是符合病人清醒而又了解实情时的愿望。而且这种做法存在着把安乐死滥用于残疾人及老人的危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传统观念总是倾向于生而憎恶死。即使在理论上没有理由不接受安乐死，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宁可对个案进行具体的论证。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2. 积极的安乐死。
　　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苏联、瑞士、挪威、波兰、西德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1962年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判决一个著名安乐死案件中,认为正当的安乐死必需符合以下6个条件：a.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的知识技术无法治疗的疾病，并有即将死亡的证据；b.病人受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折磨；c.使病人死亡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其痛苦；d.病人在神志清楚时确实存在实施安乐死的要求；e.处死的方式必需是伦理上可接受的；f.必需由医生执行，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医生时才由适当的人来执行。这一判例已成为该国判断安乐死是否合理的标准。尽管有了从实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相当具体的条例，在执行中还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诊断的不确切性（如是否为不治之症，死期是否已迫近），病人要求进行安乐死的真诚性（是一时性的冲动或病态心理），病人自身痛苦的程度（有时是亲人不忍睹，而非病人不能忍受），以及环境和护理的条件对病人的影响等。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shou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民间运动
　　1935年在英国成立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3年后，在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1976年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日本，甚至在天主教信徒很多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也都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在于使安乐死合法化。英、美的安乐死协会还曾起草过能妥善防止发生谋杀、欺骗、操之过急的提案。他们的提案均被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一一否决。1987年荷兰通过一些有严格限制的法律条文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的病人实行安乐死。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虽然西方许多国家都把安乐死看成犯罪行为，但支持实行安乐死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估计有十万人已立下遗嘱，告诉医生：一旦他们患了不治之症，生命行将结束时，不要再用人工延长生命的措施进行抢救。如日本的安乐死协会建立于1976年。三年后已拥有两千名会员。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1983年世界医学会的威尼斯宣言提出了消极安乐死的正式意见，同年美国医学会的伦理与法学委员会对于撤除生命支持措施的意见都已为安乐死实施创造了条件。
    安乐死在中国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安乐死“犹抱琵琶半遮面”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因此，在我国，虽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另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在民间，也许是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安乐死都是不道德的。有人说，我国的国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权利，而是需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
　　法学界人士出言亦很谨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关于安乐死的辩论
　　调查民间赞同安乐死比率很高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中，安乐死立法问题再度引起了委员们的普遍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
　　据了解，邓颖超同志生前曾在某科学院计算中心周某某(一位身患癌症、生存无望、疼痛难忍的患者)坚决要求安乐死的材料上写道：“该同志进行一次常人所不能进行的对死的革命，她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当我生命濒临结束，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式以人工和药物来延长。”不久前辞世两院院士王选在遗嘱上也这样写道：“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并且死后不再麻烦人。”
    观点对碰
　　赞乐死符合临终病人利益
　　赵功名表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点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才逐步向全国推广。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乐死的。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市民的普遍看法，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目前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目前的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反对安乐死立法为时过早
　　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吴若彬主任介绍，目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因此，他认为，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力认为，目前，脑死亡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层面，这些前题必须搞清楚。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安乐死”的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
　　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
　　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
　　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